构建“不想腐、不能腐、不敢腐”的有效机制，是对反腐败工作规律的科学总结，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重要举措，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但在当前，构建“三不腐”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，需要引起重视，切实加以解决。
　　
　　构建“不想腐”机制上存在“三重三轻”。一是重说教、轻培育。就事论事的传统说教形式单一，难以入脑入心，而廉洁价值理念这种根子上的培育比较欠缺，干部队伍还没有形成“不想腐”的政治生态，全社会的廉政文化氛围不够浓厚。二是重普通群众、轻领导干部。普通干部群众在学习上往往有时间保障、有任务要求，而作为“关键少数”的领导干部反而借口工作忙、事务多而应景式地、应付式地对待理想信念教育，出现“领导生病、干部吃药”的现象。三是重引导、轻提醒。浮泛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做得多，而对待存在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的干部提醒跟进不及时，一些干部放松要求又没有人“扯袖子”，逐渐滑向腐败的泥潭。
　　
　　构建“不能腐”机制上存在五个问题。一是部分制度内容笼统，限于一般号召和政策规定，缺少情形细分和精细度。二是制度层级偏低，部分制度停留在党内政策条规层面，没有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，认知度和权威性不高。三是制度执行偏软。一些制度强调“应然”的导向，缺乏针对“不然”的制裁措施，“稻草人”难以防范贪腐行为。四是制度缺少衔接和配套。制度约束存在盲区和“相互打架”的现象，一些制度廉洁性评估不到位，给不法人员以可乘之机。五是监督的主客体之间地位失衡。同体监督尚未得到很好解决，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还不够强，法律监督、群众监督、舆论监督等作用还难以得到切实充分的保障。
　　
　　构建“不敢腐”机制上存在“四个反差”。一是腐败发生几率和查处几率之间的反差。目前，腐败依然多发，但查处面却不够，腐败行为风险系数不够高，致使少数人铤而走险。二是腐败程度与查处力度之间的反差。腐败程度越深，查处的难度越大。相对于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，惩治力度有必要继续加强。三是腐败的密集发生与惩治腐败力量分散之间的反差。腐败日趋复杂，窝案串案、案中案多，甚至呈现集团化、群体化趋向。而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，相互之间的协作配合不够，导致一些案件难以及时查办。四是点上挖掘的深度与面上拓展的广度之间存在反差。对腐败案件我们坚持深挖细查，但对违纪对象的上溯下查、对行贿对象的查处、对挽回损失和消除影响等工作做得不够。
　　
　　构建“三不腐”的有效机制涉及主观与客观、治标与治本、硬约束与软约束等诸多方面，要有效克服现存突出问题，必须抓紧、抓细、抓实，目前的关键是抓“不敢”，落脚在“不能”，终级目标是“不想”，统筹推进各项工作。
　　
　　构建“不敢腐”的机制要抓紧。要深入研究深挖细查与快查快结的关系，坚持零容忍，扩大查处面，有腐必惩，提高违纪违法成本，形成震慑。要认真落实“一案双查”，对疏于监督管理、致使班子成员或者直接管理的下属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，要严肃追责，形成倒查追究的责任链条。要整合反腐败资源，进一步攥紧拳头。研究解决好机制职能分散、协调配合不够的问题，在机构设置、管理体制、办案流程上进一步大胆探索。
　　
　　构建“不能腐”的机制要抓细。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简政放权、公开透明，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。要加强反腐败立法，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好政策、好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，增强反腐败法规制度的系统性和强制力，从制度上封闭漏洞，使之“不能腐”；要增强制度可行性，“使大多数人做得到”。
　　
　　构建“不想腐”的机制要抓实。要通过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体系，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，使之对腐败产生内在厌恶感，主动抵制腐败。要针对不同群体和岗位，从防控廉政风险的角度开展教育，注重发挥专题教育的作用，把握好重要时段和节点，形成连环效应。要突出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示范教育，建立干部思想道德现状分析评估系统，跟踪了解干部思想动态、真实想法，使教育做到有的放矢。（黄汉桥 系湖北省荆州市委常委、市纪委书记）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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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 梁飞燕